第9章 问道
沉默了一会,赵祯端起茶来轻啜几口。放下碗,看着徐平,缓缓地问道:“你我君臣相得,甚是难得。当初你登进士第,朕临轩唱名的时候,突然间天现瑞光。宰相张知白贺朕得人,天下必将因你而兴。到如今十五年矣你在朝廷掌三司,天下钱粮不缺,出外统兵为大帅,一战灭交趾,再战灭党项,回京前败契丹于云事武事完足,张知白当日之言,于今已经一一应验。现在召你回朝,虽为次相,朕实以天下事付你人言天下兴衰决于宰相,本朝相位至重,国家兴亡皆系于此。宰相以道佐人主,你可教我圣人之道”
徐平捧笏,低头敛目,沉声道:“臣闻圣人之道,百姓安乐,国泰民安,天下太平”
赵祯语带不悦,一字一顿地道:“我问你圣人之道,以求治世,诚心实意”
徐平神色不动,道:“臣答陛下所问,一本正经,并无虚言”
赵祯看着徐平,沉默了好一会,才道:“既如此,该如何达致圣人之道”
“臣在陇右军中,天都山一战之前,与军中的士子闲谈,他们曾经问臣之学。臣以君子、仁、义对之。此非士子一时闲谈,而是治国之道。”
仁义是这个年代的政治正确,赵祯听了,肃然端坐:“这番议论朕也听士人提过,只是一直不知究竟,难窥全貌。宰相从容讲来,愿闻其详。”
徐平起身捧笏:“古今贤者探治乱之源,辨人之性情,述仁义道德,达天理人欲。有讲人欲害天理,故要存天理,灭人欲。有讲人欲是一切根本,我心即天理。臣以为,人生于世间,父母精血所诞。要生则要有食物果腹,要繁衍后人故有色之娱,知羞耻故有衣物遮体。此人欲也,人生而有之,不从则难以存活,族群无以繁衍,实未知其恶。人生于天地之间,必本于地气风俗,所谓靠山吃山,靠海吃海,在草原上就只能放牧牛羊。地气乃天理所化,是故知,人必从于天理也。”
“物有阴阳,人有天理人欲之两面,此理之常也。既非人是天理所化,亦非人依人欲才立于世间,而是这本就是人之阴阳,不可偏废。一阴一阳谓之道,孤阴则不长,独阳则不生,必阴阳相济,才达治世。要达圣人之道,便需从这天理人欲中去寻。”
讲到这里,徐平捧笏,用眼角的余光静静地看着赵祯。这是一切立论的根本,如果赵祯在这里不同意,后面的内容,要展开去讲就难了。人性善恶,自私还是无私,利己还是利人,放在意识形态系统里,都是不是一句简单的话。
社会的道德判断,政权的政治结构,都要从最根本的地方讲起。从人性生发,后面还有分叉,会演化出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。有的接近,有的大相径庭,还有的截然相对。不能把意识形态最关键的节点统一,则后面的施政就会引起激烈争论,难以被认可。
人是社会动物,先有人的生物特性,再有人的社会性。否认人的生物特性,从社会性去构建人的本性,会导致非常大的麻烦。极端的资本主义者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需求出发,去反推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,极端的公有主义者,从认为私有财产终将被消灭出发,去反推人无私,都会让社会得病。人性的限制在将来会不会变得无关紧要,徐平并不知道,他没有生在达致那个阶段的社会里。但现在,人的这一特性缺一不可。从存天理灭人欲,再到放纵欲望,这不只是社会现象,更有内在的思想脉络。
沉思良久,赵祯点头道:“宰相所言,朕以为,天理存于人欲当中,人欲当中亦含着天理。天理与人欲虽分为二,实则合一,所谓阴阳太极之道,此之谓也。”
徐平出了一口气,捧笏躬身行礼:“陛下见识精深,确是如此。只是阴阳太极,虽曰合一,但太极就是太极,阴就是阴,阳就是阳。虽曰有分,望之则如一。虽望之如一,实则阴阳相合是太极,太极内含着阴阳,此为易之道。”
赵祯缓缓点了点头:“你在陇右作战数年,没想到学业不辍,兼及易理。”
徐平不能在这个问题深入下去,易理他并不精通,只是取了于自己有用的部分,来说明这一套理论而已。赵祯从小就被明师教导,深入探讨必然露怯。讲经义,自然有词臣经筵讲官陪着赵祯去研究,自己一个宰相不是做那个的。
“人生于天地之间,而长于人群。人人都有天理人欲,天理或相合,而人欲不合,必有相处之道。所谓君子、仁、义,即人相处之道,亦为治国所本。”
赵祯问道:“何为君子愿闻其详。”
“君子何义,臣难以尽言,如天上北辰。所谓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,虽不能至,而心向往之,此其谓也。臣只知君子之行,论语一书,论之甚详。详其要,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是也。君子求诸己是也。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是也。君子不以言取人,不因人废言亦是也。之于天下,无适也,无莫也。君子务本,本立而道生。聪明如夫子,也只是道何是君子之行,何非君子之行,而不道何为君子。君子如北辰,景行行止,心向往之而不能至。”
“此为真读夫子之书者也。”赵祯点头,“宰相坐。坐而论道,古礼。”
徐平谢过,坐回位子上。到了这一步得到赵祯认可,已经成了大半,不由出了一口气。
请过茶,赵祯又问:“士大夫当遵君子之行,人君亦当守君子之行,此无疑义。然以仁义治国,汉行之,虽有文治武功,终不免败亡。敢问宰相,汉亡是失仁义之故与”
徐平捧笏:“回陛下,圣人之道犹如君子之于士大夫,可照亮前行,然而路上走得到底如何,却又非全归于仁义者。失天下,必失仁义,此无可疑。仁义一时之失,未必就会致天下败亡,此有挽一时失仁义之术而已。有挽天之术,而曰天下不必本于仁义,是匹夫之见。不行仁义,纵能一时挽天倾,终不能长久。是故,天下之治终究归于行仁义。仁义乃天下所本,而非一时之用,讲仁义之用,则未过儒门门槛。”
至汉朝化大一统,天下之民皆称为汉人,而不再称秦人、楚人,齐人、燕人。汉儒的大一统本于天命,虽然后人说是编造出来愚弄下层的,但实际上当时从皇帝到大臣都信得很,中兴汉室的光武帝尤其信这一套。从魏晋到隋唐,天命之说已经难以为继,避于江南的中原正统终不能光复天下,残民者昌,佑民者殃。
到宋朝儒学再兴,天命说被放弃,宋儒改以公天下、查治乱的正统说来代替。从古文运动到疑传惑经,再到六经注我,都是这一体系的一部分。然而宋儒的努力,最终还是没有改变被蒙古所灭,中原陆沉的结果。这些努力,实际上随着宋朝的灭亡就离去了。
历史不能假设,认为宋朝不灭会如何,实际上宋朝出现这种思潮,从皇帝到士大夫都愿意做出让步,正是因为有巨大的外部威胁。没有外部威胁,内部矛盾就会转趋激烈,皇帝和士大夫相携相让的局面也不会出现。
宋亡之后是元,明灭元,之后又被清灭。清末正统论再次被拿出来鞭尸,从梁启超到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,从破正统论入手,打破汉族的文化一元,中原一统,又是后话。
文武完足,徐平立下如此大功,来任宰相要职,比其他权相更显眼,会不会引起赵祯猜忌,甚至下毒手想多了,是把历史的特例当成了通例。实际上两宋三百余年,并没有因为宰相威望过重,权力太大而让皇帝下毒手的。哪怕是宋太宗时期规矩未立,那时的权相赵普甚至插手皇太子之争,最后也没怎么样。一时失宠外贬是有,最后恩遇不失,安然去世,身后得享哀荣。
有这种想法,根本上还是没有认识到宋朝的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,并不是一句笼络人心的虚言,而是整个政权的根本。在这种政治结构下,权力再大的宰相,也无法威胁到皇位。而再是猜忌心重、专权独断的皇帝,也不会对宰相下手,不然天下根本动摇。
宋朝的皇权与相权,有矛盾,但更多的是合作。双方之间不是你多我少,除了极个别的权相,大多数时候是相权加强,皇权随之加强。不认识到这一点,徐平怎么敢来做这个改革的宰相再是大公无私,也得先为自己和家人考虑。
讲善猜忌,刻薄寡恩,手段毒辣,甚至是勤政,宋太宗都不下于清朝皇帝雍正。但雍正朝杀得人头滚滚,太宗朝的赵普哪怕卷入太子之争,最后落败,也能安然离世。
问道于宰相,施政于天下,徐平只有向赵祯讲明白了自己的施政根本,获得了他的认同,才能推行强有力的改革。改革成功,取得成效,徐平有功,赵祯有德,大家各取所需而已。徐平的功,远不能威胁赵祯皇帝之德,实际上是大大稳固了他的皇位。
讲过了人性,接下来,徐平要结合这一套意识形态,讲自己要如何施政了。
只有把意识形态、政治结构与具体施政打通,才能推行一场顺利的改革。至于这场改革会触动谁的利益,谁倒霉,谁得利,其实不用想太多。能够影响到改革的官员,并不会像到菜市场买菜一样,斤斤计较自己得了多少利益,失去了多少利益,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根本就算不清个人的利益得失。真正让他们拼争到底的,是意识形态的差别。
把改革的成败说成哪派人屁股坐在哪边,是回避意识形态,随手给出的一个解释。
历史上数十年之后的熙宁变法说明了这一点,千年之后的改革也说明了这一点。在历史洪流面前,个人利益其实没有那么重要。
不管具体斗争的手段如何,能在思想上包容反对者,互相提携,互相纠偏,改革中就能取改革者和反对者的上限。而如果你死我活,形成党争,就会取双方的下限。
关键在思想的碰撞,而是不斗争的手段。哪怕双方火并,战场上打生打死,做到了思想上的包容,就能取得一个好的结果。而如果思想上不包容,哪怕是双方客客气气,温良恭谦让,一样会取出双方的下限。
这是改革的逻辑,改革者当遵从这个逻辑,不要把好事变成坏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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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平捧笏,低头敛目,沉声道:“臣闻圣人之道,百姓安乐,国泰民安,天下太平”
赵祯语带不悦,一字一顿地道:“我问你圣人之道,以求治世,诚心实意”
徐平神色不动,道:“臣答陛下所问,一本正经,并无虚言”
赵祯看着徐平,沉默了好一会,才道:“既如此,该如何达致圣人之道”
“臣在陇右军中,天都山一战之前,与军中的士子闲谈,他们曾经问臣之学。臣以君子、仁、义对之。此非士子一时闲谈,而是治国之道。”
仁义是这个年代的政治正确,赵祯听了,肃然端坐:“这番议论朕也听士人提过,只是一直不知究竟,难窥全貌。宰相从容讲来,愿闻其详。”
徐平起身捧笏:“古今贤者探治乱之源,辨人之性情,述仁义道德,达天理人欲。有讲人欲害天理,故要存天理,灭人欲。有讲人欲是一切根本,我心即天理。臣以为,人生于世间,父母精血所诞。要生则要有食物果腹,要繁衍后人故有色之娱,知羞耻故有衣物遮体。此人欲也,人生而有之,不从则难以存活,族群无以繁衍,实未知其恶。人生于天地之间,必本于地气风俗,所谓靠山吃山,靠海吃海,在草原上就只能放牧牛羊。地气乃天理所化,是故知,人必从于天理也。”
“物有阴阳,人有天理人欲之两面,此理之常也。既非人是天理所化,亦非人依人欲才立于世间,而是这本就是人之阴阳,不可偏废。一阴一阳谓之道,孤阴则不长,独阳则不生,必阴阳相济,才达治世。要达圣人之道,便需从这天理人欲中去寻。”
讲到这里,徐平捧笏,用眼角的余光静静地看着赵祯。这是一切立论的根本,如果赵祯在这里不同意,后面的内容,要展开去讲就难了。人性善恶,自私还是无私,利己还是利人,放在意识形态系统里,都是不是一句简单的话。
社会的道德判断,政权的政治结构,都要从最根本的地方讲起。从人性生发,后面还有分叉,会演化出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。有的接近,有的大相径庭,还有的截然相对。不能把意识形态最关键的节点统一,则后面的施政就会引起激烈争论,难以被认可。
人是社会动物,先有人的生物特性,再有人的社会性。否认人的生物特性,从社会性去构建人的本性,会导致非常大的麻烦。极端的资本主义者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需求出发,去反推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,极端的公有主义者,从认为私有财产终将被消灭出发,去反推人无私,都会让社会得病。人性的限制在将来会不会变得无关紧要,徐平并不知道,他没有生在达致那个阶段的社会里。但现在,人的这一特性缺一不可。从存天理灭人欲,再到放纵欲望,这不只是社会现象,更有内在的思想脉络。
沉思良久,赵祯点头道:“宰相所言,朕以为,天理存于人欲当中,人欲当中亦含着天理。天理与人欲虽分为二,实则合一,所谓阴阳太极之道,此之谓也。”
徐平出了一口气,捧笏躬身行礼:“陛下见识精深,确是如此。只是阴阳太极,虽曰合一,但太极就是太极,阴就是阴,阳就是阳。虽曰有分,望之则如一。虽望之如一,实则阴阳相合是太极,太极内含着阴阳,此为易之道。”
赵祯缓缓点了点头:“你在陇右作战数年,没想到学业不辍,兼及易理。”
徐平不能在这个问题深入下去,易理他并不精通,只是取了于自己有用的部分,来说明这一套理论而已。赵祯从小就被明师教导,深入探讨必然露怯。讲经义,自然有词臣经筵讲官陪着赵祯去研究,自己一个宰相不是做那个的。
“人生于天地之间,而长于人群。人人都有天理人欲,天理或相合,而人欲不合,必有相处之道。所谓君子、仁、义,即人相处之道,亦为治国所本。”
赵祯问道:“何为君子愿闻其详。”
“君子何义,臣难以尽言,如天上北辰。所谓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,虽不能至,而心向往之,此其谓也。臣只知君子之行,论语一书,论之甚详。详其要,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是也。君子求诸己是也。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是也。君子不以言取人,不因人废言亦是也。之于天下,无适也,无莫也。君子务本,本立而道生。聪明如夫子,也只是道何是君子之行,何非君子之行,而不道何为君子。君子如北辰,景行行止,心向往之而不能至。”
“此为真读夫子之书者也。”赵祯点头,“宰相坐。坐而论道,古礼。”
徐平谢过,坐回位子上。到了这一步得到赵祯认可,已经成了大半,不由出了一口气。
请过茶,赵祯又问:“士大夫当遵君子之行,人君亦当守君子之行,此无疑义。然以仁义治国,汉行之,虽有文治武功,终不免败亡。敢问宰相,汉亡是失仁义之故与”
徐平捧笏:“回陛下,圣人之道犹如君子之于士大夫,可照亮前行,然而路上走得到底如何,却又非全归于仁义者。失天下,必失仁义,此无可疑。仁义一时之失,未必就会致天下败亡,此有挽一时失仁义之术而已。有挽天之术,而曰天下不必本于仁义,是匹夫之见。不行仁义,纵能一时挽天倾,终不能长久。是故,天下之治终究归于行仁义。仁义乃天下所本,而非一时之用,讲仁义之用,则未过儒门门槛。”
至汉朝化大一统,天下之民皆称为汉人,而不再称秦人、楚人,齐人、燕人。汉儒的大一统本于天命,虽然后人说是编造出来愚弄下层的,但实际上当时从皇帝到大臣都信得很,中兴汉室的光武帝尤其信这一套。从魏晋到隋唐,天命之说已经难以为继,避于江南的中原正统终不能光复天下,残民者昌,佑民者殃。
到宋朝儒学再兴,天命说被放弃,宋儒改以公天下、查治乱的正统说来代替。从古文运动到疑传惑经,再到六经注我,都是这一体系的一部分。然而宋儒的努力,最终还是没有改变被蒙古所灭,中原陆沉的结果。这些努力,实际上随着宋朝的灭亡就离去了。
历史不能假设,认为宋朝不灭会如何,实际上宋朝出现这种思潮,从皇帝到士大夫都愿意做出让步,正是因为有巨大的外部威胁。没有外部威胁,内部矛盾就会转趋激烈,皇帝和士大夫相携相让的局面也不会出现。
宋亡之后是元,明灭元,之后又被清灭。清末正统论再次被拿出来鞭尸,从梁启超到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,从破正统论入手,打破汉族的文化一元,中原一统,又是后话。
文武完足,徐平立下如此大功,来任宰相要职,比其他权相更显眼,会不会引起赵祯猜忌,甚至下毒手想多了,是把历史的特例当成了通例。实际上两宋三百余年,并没有因为宰相威望过重,权力太大而让皇帝下毒手的。哪怕是宋太宗时期规矩未立,那时的权相赵普甚至插手皇太子之争,最后也没怎么样。一时失宠外贬是有,最后恩遇不失,安然去世,身后得享哀荣。
有这种想法,根本上还是没有认识到宋朝的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,并不是一句笼络人心的虚言,而是整个政权的根本。在这种政治结构下,权力再大的宰相,也无法威胁到皇位。而再是猜忌心重、专权独断的皇帝,也不会对宰相下手,不然天下根本动摇。
宋朝的皇权与相权,有矛盾,但更多的是合作。双方之间不是你多我少,除了极个别的权相,大多数时候是相权加强,皇权随之加强。不认识到这一点,徐平怎么敢来做这个改革的宰相再是大公无私,也得先为自己和家人考虑。
讲善猜忌,刻薄寡恩,手段毒辣,甚至是勤政,宋太宗都不下于清朝皇帝雍正。但雍正朝杀得人头滚滚,太宗朝的赵普哪怕卷入太子之争,最后落败,也能安然离世。
问道于宰相,施政于天下,徐平只有向赵祯讲明白了自己的施政根本,获得了他的认同,才能推行强有力的改革。改革成功,取得成效,徐平有功,赵祯有德,大家各取所需而已。徐平的功,远不能威胁赵祯皇帝之德,实际上是大大稳固了他的皇位。
讲过了人性,接下来,徐平要结合这一套意识形态,讲自己要如何施政了。
只有把意识形态、政治结构与具体施政打通,才能推行一场顺利的改革。至于这场改革会触动谁的利益,谁倒霉,谁得利,其实不用想太多。能够影响到改革的官员,并不会像到菜市场买菜一样,斤斤计较自己得了多少利益,失去了多少利益,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根本就算不清个人的利益得失。真正让他们拼争到底的,是意识形态的差别。
把改革的成败说成哪派人屁股坐在哪边,是回避意识形态,随手给出的一个解释。
历史上数十年之后的熙宁变法说明了这一点,千年之后的改革也说明了这一点。在历史洪流面前,个人利益其实没有那么重要。
不管具体斗争的手段如何,能在思想上包容反对者,互相提携,互相纠偏,改革中就能取改革者和反对者的上限。而如果你死我活,形成党争,就会取双方的下限。
关键在思想的碰撞,而是不斗争的手段。哪怕双方火并,战场上打生打死,做到了思想上的包容,就能取得一个好的结果。而如果思想上不包容,哪怕是双方客客气气,温良恭谦让,一样会取出双方的下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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